“夜郎古国”展现贵州开放与包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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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10-09

据司马迁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记载:西南夷君长以什数,夜郎最大……此皆魋结,耕田,有邑聚。 战国秦汉时期,包括今云贵高原和川西横断山区的广大地区,分布着众多被称为西南夷的地方土著族群,夜郎就是其中最大的一个。 在孔学堂考古系列文化讲座现场上,张合荣说,贵州先民以开放与包容的心态,努力融入外界,使自身经济和文化得到较大发展,不仅创造出具有一定地域文化特征的青铜文明,还建立起称雄西南夷的夜郎国。 另外,夜郎国还是联结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,是贵州放眼世界、最早融入一带一路的历史预演。

如今,夜郎留下了丰富的历史和民族文化遗产,早已成为贵州民族记忆和民族文化的代表性符号。

考古成果解读和复原夜郎文明在滇东西地区,目前发现有赫章可乐、威宁中水、普安铜鼓山和曲靖八塔台等数处重要的夜郎时期文化遗存,成为解读和复原夜郎文明的基础材料。

赫章可乐套头葬、饰立虎铜釜、鎏金铜鍪、簧首形发钗、威宁中水铜戈、普安铜鼓山铜钺……讲座现场,张合荣展示了大量遗址出土文物以及考古现场图片。

作为贵州考古的重要参与者、领队,张合荣说,这些罕见的出土文物,有着秦汉时期汉文化与夜郎文化相融合的特点。 赫章可乐夜郎文化遗存位于赫章县可乐乡,考古人员先后进行了10次发掘,其中2000年发掘的111座墓葬荣获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。 现出土战国至秦汉时期各类文物2400多件,占全省同类文物的三分之二以上,被考古界称为夜郎青铜文化的殷墟。

威宁中水类遗存位于威宁县中水镇。 经数次发掘,清理出祭坑、墓葬、灰坑、房址等200余处,出土大量的陶器、石器、骨器、玉石器、青铜器等文化遗物近800件。 普安铜鼓山则为战国至西汉时期铸造铜器的手工作坊遗址,出土有较完整的陶器、石器、青铜器、铁器、玉器和冶铸青铜器的陶石范模500余件。

这几个夜郎时期区域文化遗存之间,呈现出既有共性也有个性的文化面貌。 张合荣解释说,各地区出土的青铜器都以兵器、装饰品为主,流行和中断时间都大体相似。 但各文化遗存也显示出异于别处的区域性特点,如赫章可乐独有的套头葬及镂空牌形茎首剑;威宁中水的多人二次合葬、有刻画符号的陶瓶及牛头形带钩;普安铜鼓山的风字形符号的铜钺、一字格曲刃剑;曲靖盆地的层层叠压形成大土堆的墓葬形式及滇式的青铜器等,都有着显著的夜郎文化特色。 兼收并蓄造就了独特夜郎青铜文明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谚语:纳威赫,去不得。 可见地处乌蒙山脉的威宁、赫章等地区,地理环境相当恶劣。 可夜郎先民们硬是在高山峡谷中,创造出西南夷中最大的古国,在张合荣看来,其基础是对周边文明兼收并蓄的广泛吸收。

夜郎先民广泛吸收来自氐羌、巴蜀、滇、百越、楚甚至中原等不同族群文明的文化因素,推陈出新,创造具有一定地域特征的青铜兵器、容器、生产工具和装饰器,在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前期,形成了一个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夜郎青铜文化区。

在青铜兵器方面,夜郎地区主要有戈、剑、矛、镞和钺等,分别接收来自巴蜀、滇和百越等的兵器特征并加以改造而成。 出土的青铜容器还有釜、洗、鍪、碗等,其形制有些来自四川盆地、云南高原,有些基本同汉墓所出类似,是汉文化传入的反映。

包括头饰、项饰、首饰和腰饰等青铜装饰器,同样集中了汉、滇、巴蜀等文化,创造出独具夜郎地方特色的精美文物。

汉风烈烈,汉武帝曾对夜郎等西南夷进行了大规模开发,民族融合大潮席卷夜郎大地。

出土的青铜器还显示,夜郎族群被慢慢华夏化。 张合荣说,西汉中期出土的青铜器,虽出现了汉式器物,但地方特征器类仍占有相当比重。 西汉晚期,随葬青铜器已经以汉式青铜容器、车马器、铜镜和钱币等为主,地方特征青铜器基本消失。

而到了东汉,考古发现汉代砖室、石室和崖墓等已在贵州高原流行,出土的青铜器器类和器形均与华夏其他地区相同。

南夷道促进贵州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在讲座现场,张合荣介绍,秦汉时期,有都城经济政治文化圈(以长安为中心)、益州政治经济文化圈(以成都为中心)和交州政治经济文化圈(以今越南河内为中心)处于中国西部且呈南北向分布,夜郎文化区正好处在中间位置,因而具有联通几大区的节点作用。 西汉开发西南夷时,曾派使团寻找联结南亚、西南的蜀身毒道,即古代一条从四川成都,经云南的大理、保山、德宏进入缅甸,再通往印度的重要交通线,被称之为西南陆地的丝绸之路。 其中从巴蜀直达夜郎的南夷道,成为联系巴蜀与这条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。 西汉官吏唐蒙被后人称为西南丝绸之路的开拓者。

他修通的南夷道也称夜郎道,是第一条直达贵州高原的国道,让夜郎不再是遥不可及之地,随后,先进的车马工具传入夜郎地区,将成都生产的丝绸、织锦、邛杖、枸酱等商品,经贵州到达广州、北海、河内后,销往东南亚、南亚、西亚甚至东非一带。 同时海外商品也进入了云贵高原,可见在当时,南夷道对经济文化的发展发挥了相当重要的通道作用。